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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专家:别让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流于形式

2019-07-23 06:25:17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17岁的马明(化名)是甘肃省东乡族人,在他起了贪念抢别人挎包之前,他是北京一家公司的保安。

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提审他时,这个年轻人改了口供,不再承认自己曾踢过被害人。面对承办人的问题,他大部分时候是沉默以对。

对外地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我们原则上要求到他的户籍地或经常居住地进行全面调查。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宋蕾表示,调查报告会作为办案的参考依据,最大限度实现平等保护原则。

这一次,检察官和社工带回来的是为马明父母拍摄的视频。 你要听这些人的话,要好好改造,早点回家。 父亲的这番话让马明放声痛哭,最终如实坦承了抢劫的经过。

如今,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已经写入新《刑事诉讼法》中,正式实施。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常务理事、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姚建龙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把这项制度比作 体检 ,是病人在被确诊之前要做的 基础工作 。

据此,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认罪悔罪程度以及心理状况等进行评估,并作为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办案时的参考依据。只是,目前来看,全国的 体检 标准还不统一,仍在探索阶段。

公检法不妨委托社会组织搞调查

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

不过,这条规定 缩小 了调查的主体范围。实际上,还有很多地方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工作是由司法局负责的。

姚建龙认为,造成社会调查可由 多头 实行的,并不是政策制定者的 考虑不周 ,而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社会调查的基础薄弱。

最初在试点的时候,大家希望社会调查的权责主体落在法院。 姚建龙说,但我国各个地区的司法发育程度差异很大。比如说,有的地方有少年法庭,审前社会调查的工作便由他们承担;有的地方没有少年法庭,但是检察院有未检科,所以就由他们在审查起诉阶段进行社会调查。

在姚建龙看来,调查越早越好,应该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就启动,权责也落到公安部门比较合适。但目前的困境是,公安部门侧重于打击违法犯罪行为,而审前社会调查的出发点在于保护未成年人,他们关注的点不在这里,这就出现了矛盾。

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教研室主任皮艺军则认为,这种公检法机关 亲自出马 的调查模式,不够中立和客观。

应该由三方共同把调查工作委托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由他们在案件侦查阶段完成调查。 皮艺军说,目前,部分地区已有这方面的尝试,但仅限于经济发达地区。

2012年,北京市综治委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为100名涉罪未成年人提供社会调查和帮教服务。作为试点单位,北京市海淀区公安机关选取了2 人,从刑事拘留阶段开始,委托司法社工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其中4人再犯风险初步评估为低度,并未提请批捕。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处处长杨新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海淀区把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工作全部委托给了一家社工事务所,公检法衔接机制已经初步形成。

三方的调查是连贯的,调查内容会越来越细。 杨新娥说,一般情况下,两名社工要用6个月时间才能完成一个调查,如果是附条件不起诉的,时间就更长,差不多要1年的时间。

尽管 耗时 不短,但社工的收费标准却很低。杨新娥说,目前,一个调查对象的社会调查费用是2000元。

皮艺军表示,委托给社会组织,资金依然是绕不过去的坎儿。在不发达地区,公检法三方是否能合力负担起这笔费用?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又能否在这些地区成长起来?这还要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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