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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是网络出版的竞合元年“毕业”

2020-03-27 11:58:40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建树独创性的批评理论或知识体系,对文学史和当下创作进行有效参与,是文学批评的关键。或从社会结构、科技条件、政治、经济、文化机制及相互关系的深入变化审视当代文化版图的解构,或重新文学产生的源头重绘文学版图,是批评转向文化和历史大格局的探索,而成熟作家充满活力、原创性的批评则推开了从实践到理论的神秘之门。

与其他时期相比,文学批评在今天的语境中需要回答的问题众多。批评能不能对现时代做出独立的判断,能不能引领文学思潮的发展,能不能对文学创作作出独到的阐释,从而回答文学的种种困惑,实在使人期待。综合来看,我觉得2011年的文学批评在重建文化生态、坚持独立精神方面,是有所作为的。

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状态,一直是困扰批评界的基本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文学版图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学界通常把当下的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与此相对应,文学也被分为主旋律文学、纯文学和通俗文学,文学的冲突也被描写为审美与主流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批评界因此依然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80年代构成的“纯文学”。2010年在谈到文学状态的变化时,王晓明指出,到了“推开门窗”的时候了。在2011年的论文《6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中,王晓明不但重绘了“6分天下”的文学版图,而且深入揭露了文学版图的剧变背后,是社会结构、科技条件、政治、经济、文化机制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入变化。“最近 0年社会剧变,不管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基本条件、规则和安排气力,都和20世纪70年代完全不同,文学世界之所以 六分天下 ,从根本上说,正是这些巨大 不同 的结果。不过,在那些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变化和文学的多样现状之间,有一系列中介环节,需要得到更多的注意。正是这些中介环节,才最切实地说明,文学是如何被改变,又如何反馈那些改变它的因素的。”“在我看来,这些中介环节中占第一位的,就是新的安排性文化的生产机制,正是它在90年代中期以后的迅速成形,从一个可能是最重要的角度,根本改变了文学的基本 生产 条件,进而改变了全部文学。”王晓明就此提出,面对新的文学格局,评论和研究者必须放大视野、转换思路、发掘新的分析工具。当代世界,文学绝非命定“边沿”之事,就看文学人怎样做了。王晓明的这些分析反映了他转向文化研究以后对文学生产的新认识,这对文学批评的走向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有意义的是,丁帆则在新文学发生的源头上重绘了文学的版图。丁帆曾在《新旧文学的分水岭 寻觅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和遮蔽的七年(1912 1919)》里表达了“1912年”的重要性,在2011年的《给新文学史重新断代的理由》一文中,他更详细地论述了“1912年”之于“新文学史”的意义。在他看来,依照传统的中国文学史的切分方法来给中国清朝以后的现代文学进行断代,最适合的切点就在1912年的民国元年。由于它不仅标志着1个旧的朝代的逝去和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和之前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和文学进行了本质上的告别,从此开始了一种新文学 内容上的人本主义主潮和形式上的白话文创新实践 的审美跋涉。[NextPage]

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密不可分,正是当下的文学批评的累积,为文学史写作积累了基础。丁帆在《关于百年文学史入史标准的思考》中提出的入史标准问题,启发我们思考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中国新文学已有百年历史,文学史的重写工作也到了一个该深度考量的关键时刻,而中国新文学史的撰写,核心是作家作品、文学社团流派、文学现象与思潮的入史标准问题。丁帆认为,在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获得一致的前提下,人性的、审美的、历史的三种因素是关键。考量每一部作品能否入史或者说是不是具有经典品质,要看其是不是关注了深切独特的人性状貌,是否有语言情势、趣味、风格的独到之处,是不是从富有意味的角度以个性化的方式表达了一种历史、现实和未来相交织的中国经验 我以为,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在面对思潮、作家、文本时需要深思的关键性问题。

缺少独创性的批评理论或知识体系,一直是文学批评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如果我们重返80年代,那个时期的理论家和批评家的创造性工作在今天看来都难以企及。在这些年的文学活动中,某种意义上作家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或许比批评家更具有活力。作家对创作问题的思考不仅贴近创作,而且常常比批评家的理论更独到。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作家,如王安忆、莫言、韩少功、张炜、李锐、格非等都有很多充满活力的、原创性的思想观点。近几年来阎连科在理论上的求索可以说是具有“先锋性”的。我们未必认同他的一些想法,但他打破忌讳,对一些习以为常的文学基本理论问题作出了新的阐释。他的长篇理论随笔《发现小说》发表以后,虽然和者寡,但这篇随笔无疑打开了小说的另外一个空间。《当代文学中的“神实主义”写作》是阎连科这些重大思考中的一部分。

在这样一个纷纭复杂的当下,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文学研究有无“底线”,也是需要思考的。王尧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向后转”的问题》便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王尧认为,重返“10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八十年代文学”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反思和对当下困境的破解是必须的,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对既往的文学史和文学观点作出反思,但反思与破解,都不能退到那些已被否定了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判断上去,后来的文学发展进程和学术史已表明这类否定是必须的。他在《如何现实,怎样思想》1文中也谈到这个问题,认为80年代没有构成“思想再生产的机制”,真正能够成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太少了。思想不能再生产,到了90年代和新世纪,文学应对现实的能力自然减弱了。但是,不能把今天的窘境和问题归咎于“纯文学”思潮的缺失,不宜笼统地提文学的“再政治化”,也不适适用过去的方式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如果我们在这些基本的问题上畏缩,也就忽视了80年代文学产生的条件,并解构和颠覆了80年代文学形成的基本面貌。王尧在当代文学生产的“大历史”中所作的这些分析,是使人警省的。

一样值得关注的是作家作品论的成果,这也构成了2011年文学批评的重要成绩。这几年来,复旦大学中文系在陈思和的主持下,召开了一系列作家作品的学术会议,逐步构成了文学批评的“南派”。陈思和的《低谷的一代 关于“7〇后”作家的断想》依然保持了他以往厚重而敏锐的风格,从文学史、作家作品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理论出发去讨论问题。张新颖《1物之通,生机处处 王安忆〈天香〉的几个层次》堪为今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论之一。

如果依照我们传统的说法,当代文学在21世纪已进入了第二个十年。文化生态的重建是长时间的,而文学批评在2011年出现的气象,让我们对未来的前景充满了期待。

  (编辑:符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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